特色立园,从工业文明到城市文明

1997年前后,浏阳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319国道浏永高等级公路通车,其二是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其时名为“浏阳生物医药园”)在浏阳北乡正式奠基。 
  15年过去了,这两件大事所产生的效应已经显现,交通的便捷带来了浏阳工业经济的腾飞,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已经成长为年财税超过12亿的国家级园区。同时,生物医药作为朝阳产业----医药行业中的“黄金增长点”,其未来发展潜力不可限量。 
  无疑,从最初选择生物医药作为立园之本,到借力电子信息产业壮大园区,再到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与健康食品三大产业并驾齐驱,一路梦想与踌躇并行,希望与困惑同在。那么,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业故事呢?
抉择:为什么是生物医药? 
  人们想不到,在一个内陆县城该如何发展以生物医药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彼时,浏阳刚刚摘下贫困县的帽子,要在一片荒野中发展工业、开发新区谈何容易! 
  除了财力不足,园区如何定位也充满争议,“把山推平谁都会,问题是开发什么呢?”     有十多年“园龄”的园区管委会办公室文秘胡晓江回忆,当时,“生物医药”还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在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初露端倪时,浏阳对于产业定位存在一些争议和分歧,是搞综合开发区还是搞专业开发区?是叫“浏阳工业园”还是叫“浏阳生物医药园”?     前来浏阳工作的张贺文坚持相信生物医药产业的前景:“县级工业园全国有几千个,如果没有特色,不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就没有争取国家、省级资源的优势。”很显然,这些资源对于一个渴望有突破的县来说,太宝贵了!     “开会讨论后定了调,就叫‘浏阳生物医药园’。”胡晓江回忆。就这样,在1998年园区确定了定位。十几年间,园区的牌子越叫越响----2002年科技部批准园区为“国家火炬计划浏阳生物医药产业基地”;2006年晋升为首批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2012年国务院批复园区晋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特色立园,园区走对了关键性的一步,赢在了起跑线上。                               再抉择:为什么是电子信息?    时间跨过1999年,园区再次提出“立足医药、瞄准电子”的发展构想。园区决策层深知,生物医药的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研发投入,且非一时就可以见效。那么,可否用飞速发展的电子信息产业来反哺处于成长期的医药产业?而美国的硅谷、日本的冷泉港等一流的科技园区的发展规律也显示:生物产业与信息产业都是紧密相连的。     通过园区的招商引资,2005年,蓝思科技董事长周群飞来到园区。“蓝思本是一家在深圳的企业,但当苹果手机风靡全球的时候,蓝思在园区经历了飞跃式的发展。”胡晓江说。     数据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自2006年落户浏阳以来,至2011年,蓝思科技总投资达到70亿元,进出口总额超过三一重工跃居全省第一;2012年,蓝思科技以4.1亿元财税领跑园区企业纳税榜。     而随着蓝思科技、介面光电等大型电子信息企业的进驻,园区逐渐获得了“湖南硅谷”之美誉。电子信息在园区经济总量的比重也逐年增加,2011年,园区电子信息产业对财税的贡献达到30%。今年上半年,园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67.59亿元,同比增长30%。     至此,园区电子信息产业在规模和增幅上首超生物医药。                                  转型:工业文明走向城市文明    就在产业实现重大突破时,建设新城则顺势提上了日程。     然而,要成为一个城市不能只是工厂的堆砌,城市需要文化的支撑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园区的工业文明才有可能演变成城市文明。     在一次浏阳文艺工作者园区采风会上,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主任张贺文谈到,很多城市在搞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忽略了文化的挖掘,城市之间变得没有差别,失掉了自己的个性,“在产业定位上要有个性,园区建设上也要有个性----没有特色,就不会让人记忆深刻。”     与此同时,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一个重要遗产是中医药,而挖掘、展现湖南文化精髓,对发展产业至关重要。     理念先行之后,工业建设与文化发展开始齐步迈进。最近,园区投资打造一台经典歌舞剧,荟萃民族舞蹈、芭蕾、技巧、武术、杂技等艺术形式,反映湖南医药的突出贡献。     同时,医药文化馆、药王庙,影视会议中心及药膳养生城的建设,也将为这座工业新城注入源头活水。长沙的工业园区里,浏阳经开区的文化建设也许是最有特色的,在这里,文化和产业发展完全融合为一体。
  
   走读印象     一个内陆县,本来有它自己既定的方向。可是,它并没有朝着那个方向走。     它拐弯了。本来是传统的烟花鞭炮、粮食以及烟草为主导的产业,却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形成了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是奇迹还是另类?是个案还是有规律可考?     我们不妨从一些迹象中寻找端倪:在园区初立时,浏阳对于产业定位有些争议,是搞综合开发区还是搞专业开发区?最后,一种观点占据主导:县级工业园全国有几千个,如果没有特色,不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就没有争取国家、省级资源的优势。     无疑,它早期的成功经验是“特色立园”。     可是,生物医药的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研发投入,且非一时就可以见效。在坚持了很多年之后,如何谋变即成关键。     谋变,与学习密切相关。在研究美国硅谷、日本冷泉港等一流科技园区的发展规律后,电子信息开始进入发展视野----能否用飞速发展的电子信息产业来反哺处于成长期的医药产业?     很显然,没有强烈的学习欲求,这一步的转变是会十分艰难的。世界的版图上,也从不缺少抱残守缺的案例,相反,“敢为天下先者”总是寥寥。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走过了这一步,现在他们还要走出更有气势的下一步:从工业文明走向城市文明。     不拘一格的建城模式,让我们再次见识到浏阳人不一般的认知----城市需要文化的支撑才有旺盛的生命力。于是,将产业的精神融入城市的内核。     无疑,这又是一次大拐弯。在这一次拐弯里,文化和产业发展将完全融合为一体,东方“塞纳河”也即将展现。    医药驱动,黄土上种出绿色经济 
  张坊镇一个村落的山头上,几乎看不到多少植物,漫山遍野的全是黄土,但龙辉眼里看到的却是绿的希望。在这些黄土地下,中草药玉竹正在孕育。    “冬天到了苗就死了,等到开春又会发苗,再等两年就要丰收了。”龙辉说,他包了一百亩地,去年全种上了玉竹,亩产能达到6000斤左右,“今年玉竹的市场价是六块五一斤,就算两年后跌到4块,一百亩也能卖240万。”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从无到有后,大量医药企业带来旺盛的药材需求,由此浏阳曾经被阻断的中草药种植历史被重新续接上,进入快速发展期。     2008年,龙辉开始把药材生意做到外地,他坚信浏阳的中草药产业将有大发展,“我要把生意做到全国去。”                               上世纪的中草药种植风潮    浏阳地处幕阜—罗霄山系北段,属幕阜连云山丘区,全市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71.3%,加上中亚热带季风温润气候带来的充沛降水,为多种全草入药的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据《浏阳县中药资源综合报告》记载:截至1987年3月底,已查出中草药品种663种,涉及低等植物2科,高等植物139科,其中植物药品615种。     丰富的药产,让浏阳的中药产业很早就有了发展。早在1307年,县城就设有“惠民药局”。而在清末宣统至民国年间,县城有大小药铺30家。     民国19年前,全县区镇药铺总数达到135个。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全县中药行业已达500家之多。     “但中药种植的大发展还得要算到新中国成立后。”65岁的罗清泉自16岁开始做药剂师学徒,1973年到浏阳医药器材公司工作(以下简称药材公司),直至去年年底退休,和药材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1956年国家开始重视中药材。”罗清泉说,那时候每个村都搞合作医疗,实行“四自”原则,即自采、自种、自制、自用,“每个村都有药场,农民看病不花钱。”     药物需求不断增加,加之技术力量的支持,合作医疗蓬勃发展,药场面积越来越大,顶峰时达到10073亩。                                      市场开放后药场变成荒山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浏阳的自种中药品种已可称丰富,除大部分能满足自给外,还能外调。 
  来自《浏阳县中药资源综合报告》的统计显示:截止到1987年,全县主要家种家养药材已有104种,在这些品种中,能满足本县供应的占70%,其中可以调出的则占50%。     根据该报告的调查分析:如能做到对中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预计到2000年中草药材生产面积将达到28000亩。     然而,历史没能验证这个规划。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合作医疗被撤销,药场无人管理,加之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外地的优势药材冲击本地药材市场,浏阳的药材种植越来越难以为继。     “药场多变成了荒山,以前种植的药材也慢慢退化了。”罗清泉说。     不过,龙辉则在此时进入药材公司。可是,2002年公司改制,龙辉也不得不另谋出路。“除了药材其他的都不懂,就和几个老同事开了个药材经销铺。”龙辉说,一共五个人,每人拿出两万,到各个乡镇的散户手里收药材做批发。“市场很差,三年时间钱全亏了。”龙辉说,2005年其他四人退出店铺,只剩他一个人坚守。                                  生物医药园拉了药商一把    但没想到,第二年转机就来了。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五指峰公司、农业园的坤源公司以及宁乡的拜特公司三家医药公司找到他采购药材,“一年赚了四十几万。”到2008年,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医药企业成了他最重要的客户,“五指峰、广安、施比龙这三家的中药材基本是由我采购。”龙辉说。2006年之后,医药公司的采购量越来越大,“2008年超过50吨,总价70多万。”龙辉说,浏阳的种药散户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他开始到外地主要的药材市场进货。国内几大药材市场,邵阳廉桥、安徽亳州、广西玉林和河北安林他都跑过。     手头有了余钱,龙辉便开始想着自己办中药种植专业合作社。筹划了三年,2010年他在家乡张坊包下100亩山地,开荒种药。 
  工人招的都是当地人,“以前三四十岁的劳动力农闲时没事做,只得整天打牌,现在每天忙得吃饭都没时间,要家里人送。”龙辉说,中药种植的再次发展明显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一年收入至少多了一万元多,并且搞合作社的越来越多,很多农民也成了种药散户。” 
  龙辉心中还有更大的目标:将合作社做到1000亩。“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医药园不在浏阳,那我当时真的血本无归,还不知道现在在哪里讨生活。”龙辉笑着说。
                          敢闯敢干,捞刀河要成东方“塞纳河”    12月20日,小雨淅沥,微风轻拍捞刀河河面,我们再次探访这条因一段古老传说而得名的河流,以及掩藏于其中的农耕文明。     沿河而走,看悠悠河水东来西去,两岸红土裸露,目光所及处,皆是低矮密集的老式平房。“其实,捞刀河并没有给这一方人带来天时和地利。”据浏阳文史专家潘信之介绍,解放前,北区并没有大型水利工程,农业几乎是靠天吃饭,“但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北乡人的敢闯敢干。”     在那个陆路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虽然捞刀河河道曲折蜿蜒,但其水路仍是龙伏、社港、沙市乃至平江等地进入长沙最便捷的通道,将北区的木材、布料等等送往长沙等地。     “当时这里的水运非常繁忙,泮春、周洛等地的竹木扎成排时不时顺流而下,一条条满载了木材、布料的船只,结成编队、由机帆船拖拉着,逆流而上。”站在北盛镇老街口,凝望着捞刀河中倒映着的陌生面孔,90多岁的老人周意响陷入回忆。     船一路缓缓驶过,进入永安,进入长沙,汇入湘江,终点在不远的西长街。那是一条紧邻湘江的老街,连接五一路和中山路,与太平街对望,历来是商贾看好的商业黄金码头。解放前,为米铺、盐号、织布厂、花布厂等所在。     不足800米长的老街上商铺林立,每天从早到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操着各色口音的客商在店门外吆喝着,还有不少小贩或挑着担子或推着独轮车边走边喊。街边繁华之景让每一个满载而来的浏阳人都满怀信心感到自己能满载而归。     “那时候,西长街上的商铺至少有1/3是浏阳人开的,大都为北乡人。”如今,西长街如同一众老街一样随着城镇的发展成为回忆里的风景,但北乡人的“闯”劲却在历史磨砺下越发浓重。如今,北盛享誉全国的钢管租赁生意、淳口几个木匠将扶梯生意做向全国各地、沙市服装业也名噪一时……                               综合开发,园区沿河要建成东方“塞纳河”    不过,包括“敢闯敢干”在内的捞刀河农耕文明正在孕育着新生----园区沿河将建成内陆风光旖旎的“塞纳河”。而从农耕文明的衰弱到工业文明的兴盛,从沿国道319建园到沿捞刀河建城,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每一个转弯,都是一种文化延续和发展。     我们了解到,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将充分吸收广西南宁民歌湖的开发经验,融合浏阳建筑风情,依山傍水、做足捞刀河水的文章,将捞刀河流域打造成为东方的“塞纳河”。     捞刀河园区段的综合开发即将启动。在拓宽捞刀河、增加蓄水能力的同时,在沿岸开发一批高档酒吧、酒店和住宅,使捞刀河两岸成为集风光、商务为一体的园区“塞纳河”。至少启动一家五星级酒店、两家品牌连锁酒店的建设。     力争引进建成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超市、国际品牌快餐等项目,丰富和提升园区商业品牌和服务。开工建设1200座大型影视会议中心,告别看露天电影的历史,并提供30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和1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减缓园区住房难。     而对于捞刀河园区段的综合开发,捞刀河两厢段规划要定位到承载生物产业博鳌论坛,打造生物谷的高度,在注重提升建筑品位、营造优美环境、强化配套功能的同时,要统筹考虑取水、行洪、岛上交通、城际铁路出口等功能的布局,在追求最新设计理念与实际间找到平衡点,以便更好的发挥片区的开发效益,倾力打造捞刀河流域精美之作。
  地理风物 :                            “耕读传家”的捞刀河农耕文明    “读书才能有出息”----这是北区所有崇尚“耕读传家”传统的家庭普遍信奉的信条。     长期以来的贫瘠、生活条件的艰苦,让他们时刻想突破土地生存的局限,产生想走出脚下这片黄土的冲动。读书,便成为通往更远处的一条主要通道。     教子孙两件事,曰耕曰读。淳厚的耕读文化充盈在捞刀河畔,既体现了此处山川形胜的独特因素,又展现了北区人身上不安于现状的执着。     令人称奇的是,捞刀河流域还有4个共计出了40多名博士的“博士村”:沙市秧田村与龙伏镇尚埠村、焦桥村以及淳口镇杨柳村,这里的读书传统,由此可见一斑。     从龙伏镇焦桥村出发,转而走向尚埠村,折到淳口镇杨柳村,最后抵达沙市镇秧田村,走入寻常农家之中,这种对于读书人的尊重、对于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坚持,依然随处可闻。     守望传统,“北乡会读书”便是自古而来的。但浏阳地处湘东山区,地理偏僻,开化较晚。据《浏阳县志》等史籍记载,浏阳到南宋才有了第一位进士汤璹。之后的几百年间,陆陆续续出了不少人才,清代嘉庆以后,更是“井喷”,涌现了瞿家鏊、陈信芳、邹振杰、谭继洵、罗重熙、刘人熙、任贵震等十余位进士,其中有两位翰林均出自北盛。     “从古至今,北乡在全国各地的人才数不胜数,这是北乡的特色。”北盛人周柏林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繁盛应从清末算起,那时候革命的种子,让一批又一批像焦达峰、陈作新一样的北乡人走出去抛头颅、洒热血。     如今,越来越多的北乡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但他们“走出去”的渴望不再浓烈。随着园区的发展,工业新城的延伸,能“闯”会“读”的北乡人更愿意在家乡的热土上开创天地。
  讲述 :    胡晓江:我为什么在园区工作十多年?     翻开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拐弯》,一个崛起的千亿园区发展史呈现在眼前。这是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胡晓江的作品,这本书生动地记录下了浏阳经开区的创业历程。     细腻的笔触,独到的观点,翔实的史料,在园区工作了十多年的胡晓江亲历了园区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历史时刻,“当时这里只是个农村,管委会不到30人,初创时虽然园区心中有蓝图,但是谁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胡晓江坦言,他在来园区前换过多份工作,不过直到来到蓬勃发展的园区,他才有了归属感,一干就是十多年,“园区采取全员聘用制,人人平等,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吸引那么多人才留下的重要原因。”     正是因为采取全员聘用制,灵活的机制才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也正因为有这样的体制,园区对于企业的服务意识才能贯穿始终。     “开发区必须如此,如果壁垒森严,不仅员工受不了,企业也受不了啊。”胡晓江笑着说,现在企业是上帝,园区为企业全程代办事项,园区与企业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体制上的创新也带动了管理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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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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